□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 范語晨

婚喪嫁娶是每個家庭的大事，也是鄉村精神文明的外化呈現。在2月13日發布的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移風易俗”“整治高價彩禮”再次成為關鍵詞，明確要求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移風易俗對農村發展有何重要意義？其難點和突破口在哪里？如何看待提高農村婦女社會經濟地位與移風易俗之間的關系？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專家。

移風易俗，事關鄉村全面振興與和諧家庭建設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問題的總抓手。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王曉莉指出，農村移風易俗事關鄉村全面振興。她表示，“‘防返貧’是‘十四五’時期國家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重中之重。而在過去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因婚致貧’最為普遍和嚴重，并由此帶來貧困家庭債務、婚姻家庭危機、彩禮糾紛乃至危及社會公共安全。因此，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移風易俗，有助于防范化解‘因婚返貧’現象的發生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移風易俗不僅關系著物質上脫貧致富，也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出現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三十條‘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這體現了精神文明建設對現階段鄉村發展的重要性。”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楊雪燕表示，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卓有成效，“在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國家高度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移風易俗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楊雪燕說。

王曉莉認為，從國家頂層設計入手建設鄉風文明意義重大。“紅白喜事的盲目攀比不利于良好鄉風文明的建設。”王曉莉說，移風易俗和鄉風文明建設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系統工程，中央一號文件的指導部署，有助于系統抓、長久抓。

此外，楊雪燕指出，移風易俗有助于和諧家庭、文明家風的建設。“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的和諧健康發展關乎整個社會的和諧健康。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移風易俗，體現出國家對婚姻家庭問題的高度重視，與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的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密切聯系，相輔相成。”楊雪燕說，“婚喪嫁娶風俗的革新，對于構建和諧健康的家庭關系和家庭文明至關重要。”

移風易俗，需充分發揮群眾自治組織作用

高價彩禮、大操大辦傷財費力，卻為何屢禁不止？受訪專家從多個角度剖析了移風易俗的治理難點與應對之策。

楊雪燕認為，高價彩禮等現象發生在婚姻家庭領域，“用公共權力去治理、引導私人領域的問題，難度相當大。私人領域中的現象往往很難直接測度，并以量化的指標去管理。從政策尺度上看，治理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問題，過緊和過松都是不妥的。”楊雪燕分析道，“如果過松，就無法引起大家的重視，攀比之風可能會越刮越兇；如果過緊，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去約束，又可能產生一系列負面效應，對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家庭的發展反而不利。因此需要張弛有度，以柔性引導為主。”

婚喪嫁娶的儀式，看似是表面文章，背后則是一整套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王曉莉認為，重塑這套價值體系，對治理方式考驗極大。“中國傳統的婚姻觀與生命觀息息相關，是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紅白喜事是其重要的載體形式。因此，治理高價彩禮等亂象，一方面需要在治理程度上把握平衡，防止‘一刀切’全面取締彩禮對于鄉土社會帶來的觀念和規則沖擊；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形式上守正創新，防止以‘限高’等打壓手段為的‘一堵了之’，方能塑造新婚俗觀、新生育觀、新型代際關系。”

2021年4月以來，民政部已在全國確立了32個婚俗改革實驗區，基層政府根據各地情況紛紛拿出實招。受訪專家認為，從目前成效來看，發揮黨員干部帶頭示范作用，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等方式對風俗變革有較大助力。

“公權力最容易約束和影響的是公職人員。因此，黨員干部以及在村里有一定威望的家庭充分發揮帶頭作用，以身作則簡化婚喪嫁娶的習俗，不搞排場，對群眾而言有著很強的示范影響作用，久而久之會引起觀念的改變。”楊雪燕表示。

王曉莉則指出，移風易俗涉及的是群眾風俗習慣，更需要動員群眾的力量進行治理。“群眾自治性組織自行制定的村規民約，不僅針對一些重要的民俗文化行為進行規范，更能夠針對男女不平等的土地權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問題提供解決之策。”她建議，基層黨委、政府應規范并引導自治組織修訂性別平等的村規民約，并鼓勵通過公益創投、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吸引社會組織、民間團體等社會力量參與婚俗改革相關工作。“此外，要鼓勵基層組織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對癥下藥，切忌盲目干涉農民在婚姻市場中的自由選擇，在減輕農民的婚姻負擔的同時，積極營造和諧向上的健康婚戀觀和鄉風新文化。”

移風易俗，需培育男女平等的性別文化

受訪專家進一步指出，如果說發揮黨員干部示范帶頭作用、發動群眾自己管理自己，是移風易俗的柔性治理方式，那么維護婦女權益、提升婦女素質、培育男女平等的性別文化，則是移風易俗，特別是治理高價彩禮的根本之策。

楊雪燕表示，治理高價彩禮不能只從表面上要求低彩禮、零彩禮，而應去追問彩禮存在的根本原因。“彩禮的根源在于，傳統的嫁娶文化中，女性結婚后就離開了自己的家庭，加入了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多了一個勞動力，女方家則損失了一個勞動力。這種觀念依舊存在于不少農村地區，并影響著女性包括土地權益在內的經濟權益，已出嫁的女性不繼承財產、沒有土地分配權利等習慣依然沒有根除。”楊雪燕說，“因此，彩禮往往成了婚姻中的女性及其家庭基于現實考量做出的要求。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解決，一味要求零彩禮，其結果依然是對女性不公平的。”

此外，“生男偏好”也致使彩禮居高不下。“出生性別比失調對男性婚姻擠壓的影響，是‘高價彩禮’的結構性成因。”王曉莉介紹，中央財經大學張川川等人的研究已對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適婚人口性別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彩禮支出顯著上漲2.037%。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源于農村社會的‘生男偏好’，其背后是男女不平等的土地和集體利益分配。

對癥下藥，標本兼治，從根本上保障婦女合法權益、提升婦女社會經濟地位，在“三農”問題的頂層設計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們欣喜地看到，實施農村婦女提升計劃、保障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中的合法權益也在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王曉莉表示，“究其根本，以‘高價彩禮’為重點的移風易俗工作，其實質還是男女平等性別文化的培育工作。要打破生育觀念和彩禮負擔之間的惡性循環，就需要從觀念更新、制度變革、技術支持全維度推進，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路徑相結合，共同創建性別平等的鄉村新規則和鄉風新文化。”